去年我就说过，证监会ASIC与西太平洋银行的官司非常重要（见《一桩神判案，让你看见房市的曙光》）等了九个月，大家心里的雾霾终于可以一扫而空。西太平洋银行大获全胜，本来最初打算认罪抵罚的3,500万不用付了，证监会还要承担所有堂费。

有人说，Westpac这一战的逆转，靠的是遇到一位帅气的神法官：Nye Perram。 他在2008年，39岁就成为澳洲联邦法院最年轻的大法官，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判这案：

Perram判案有一种习惯，不用高大上的引经据典，而用普通常识。

去年初审的时候，皇家委员会调查正如火如荼地进入最后阶段，西太平洋银行确实没想过要赢，只是想把风险减到最低，采取的策略是，赔一点钱了事，双方连金额都谈好了。可是，Perram法官不同意，他说：“如果连处罚什么都不知道，又怎能正确评定处罚多少才合理呢”。

当时，我在朋友圈说给他100个赞。可是，也有不少专家认为，他是嫌罚3,500万太少，要帮ASIC把判罚加重很多倍。

好了，到了结局篇，他同样爽快，只用了三招，就把证监会的指控直接否定了：

“我可能每天都吃最好的和牛，喝最好的红酒，但如果我真的想要得到一个自己的家，完全可以吃得更便宜些。即使(银行)知道我实际花多少钱在食物上，并不能说明我的最低生活费是多少。”

“为了预测借贷人未来的生活状况，知道他目前每月花了500元喝红酒有什么用呢？这能判断出他是否有能力偿还200万的贷款吗？” 

这意思是，知道一些消费数据根本不能对判断借贷人的还款能力有关键影响。这是第一招。

第二招：“虽然我同意NCCP法案要求放贷人要查询借贷人的财务状况……但我并不认为，可以进一步推导，放贷方必须依靠这些数据来判断是否能放款。”

这就直接否定了ASIC所说，西太平洋银行要按NCCP的要求，采信借款人申报的生活花费，而不能用HEM（即 Household Expenditure Measure家庭支出评估指数）。

第三招，Perram法官认为，《国家消费者信贷保护法》(National Consumer Credit Protection Act)“根本不像ASIC宣称的那样运作有效”。

三招用大白话翻译过来是这样：你(ASIC)要求银行问的东西与还款能力没啥关系，银行问了并不代表必须依靠那些数据来批贷款，而你所依据的法例并不像你说的那么有效。

来自基本逻辑的简单判决听起来平淡，实际上却让人觉得非常痛快，因为这相当于说：NCCP是一个不能执行的无用法案。

这不仅把ASIC驳回，连皇家调查委员会一年多的折腾都给否定了。因为当初皇家调查委员会大法官Kenneth Hayne就一直强调详细核查生活费用的重要性。并在最终报告里强调，使用一个默认的基准HEM，不能核实借款人的支出。这，正是令西太平洋银行成为被告的重点。

事实上，失业、伤病、家庭变故才是借贷人还不起贷款的三种情况，而NCCP都起不到作用。当然，还有第四种情况，就是借贷人太贪婪，过度投资，但这锅又怎能让银行来背呢？

Nye Perram是不是很聪明？一下子就击中要害？

不过，总会有些人不服：你是判官当然你说了算。

事实上，西太平洋银行也的确作了最坏打算，所以，这几天，在赢得官司的同时，他们还是很配合ASIC的要求，推出了一个要向借款人查询更多问题的方案 -- 可想而知，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影响是多么大。

这样的事态进展，容易把人弄糊涂，究竟“负责任贷款”该不该执行呢？

那好，我们再来看另一帅哥：皇家调查委员会的第三号人物，大律师Michael Hodge现在是怎么想的。

自从加入了皇家调查委员会，Michael说，就没有什么人愿意与他一起吃饭派对了。作为皇家调查委员会中表现亮眼的法律界新星，这多少令人觉得奇怪。

最近，在布里斯班FINSIA分会举办的晚宴上，他回顾了自己一年多的历程，深刻地反省：所谓的“Responsible Lending” 是否令监管机构在银行和借贷者之间，制造了新的冲突？

“负责任贷款”  究竟是向谁负责？为何事负责？Responsible to whom? And responsible for what?

如果银行为自己负责，无论是从自己的利益或从存款人的利益出发，本来就会谨慎行事，会小心考量借贷人是否有还不起款的风险。而且，放贷数额多了，放贷机构也必定会用大数据来衡量系统风险，尽量减低收集信息的费用，从而避免加重顾客的负担（这说明了HEM的必要性）。

另一种“负责任”是要求放贷机构问得更仔细，要判断借贷人有没有提供不实信息，会不会达到他原来借款的目的，那笔借款有没有为借贷人的生活造成重大困难等等。

若说的是第一种负责，从贷款的整体违约率来说，我们的银行其实运作得很不错。

但如果你从个别借贷人遇到的困境说，就可能会认为，必须令放款机构对他们的客户负更多责任。

如果监管机构的重点是要求放款机构对每一个人负责，必然会造成审批费用的上升。而如果我们要求放款机构提高审批的标准，那实际上，我们是要求他们为借贷人承担更少的责任 - 少放款。

这样做的危险在于，那些本来可以得到好利率产品的借款人，会借不到，或者要去找次级的信贷机构。最终是把的澳洲借贷人赶到了贪婪的高利贷者手中，这难度就是保护消费者吗？

Michael演讲的结论是：”我们必须警惕为了保护少数人的利益，却给大多数人带来麻烦 Beware creating problems for the many by protecting the few”。

2009年《国家消费者信贷保护法》(NCCP)引入的国家信贷改革计划，催生了法定的“负责任贷款”概念，它主要是要求放贷方做三件事，一. 合理询问消费者的财务状况、要求和目标。二. 采取合理措施核实消费者的财务状况。三. 初步评估贷款合同是否“不适合”消费者。

一条看似没什么伤害的“良心法案”，在过去两年，让部分人越玩越兴奋。房市跌去了几乎一万亿。

如果我们再追究一下，这法例是谁弄出来的？

就是2009年，担任金融服务、退休金和公司法部长的Chris Bowen。 他是谁？可看看《好险！澳洲房市差一点一蹶不起》。

这样，你就可以了解，为何Nye Perram判案够胆如此接地气。因为，我们已经进入了ScoMo的时代。澳洲真幸运，民主选举制度还是有用的。